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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优质剩女吕碧城
2019-03-02 18:28来源:admin

  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初到津门的吕碧城问明情由后的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在这些文章中,吕碧城指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基”,“中国自嬴秦立之政,行愚民黔首之术,但以民为供其奴隶之用,孰知竟造成萎靡不振之国,转而受异族之压制,且至国事岌岌存亡莫保而男之于女也,复行之权、愚弱之术,但以女为供其玩弄之具,其家道之不克振兴也可知矣。夫君之于民、男之于女,有如辅车唇齿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国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同时吕碧城还指出,维护旧礼法之人闻听兴女学、倡女权、破夫纲之说,即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为误解,“殊不知女权之兴,归宿爱国,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奴;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刚毅之气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提倡女子教育,就是要通过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洗礼,使旧礼教桎梏下的女子成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新女性,最终“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

  20世纪初,袁世凯先后派人赴日考察工业实业和教育。1905年,在直隶学务处督办卢木斋行前,袁世凯对他说:“君此次东行,宜深入研究彼邦学校之所以兴盛,与吾国教育之何以不振的缘故。”卢答:“此不必出国门而可知者。我国千百年来皆以科举取士,不外制艺、诗赋、小楷之类学问。是想,以全国才智之士钻研此等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至台阁卿相,下至一命之士,咸出于此,美其名曰正途。得者举国欣羡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不齿于士夫。国家若不更张学制,虽日言兴学,犹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也。”此番言论深合袁世凯之心,他于是和张之洞领衔上奏《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请求朝廷废除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吕碧城初到天津矢志求学,不想误打误撞进了《大公报》,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之志,于是谋之于英敛之,英敛之又商之于友人傅增湘、严修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直隶学务处总办。1902年,在天津创办著名的严氏女塾,后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我国幼儿教育的初始。1904年,创办敬业中学堂,此为南开大学的前身。等人。而随着吕碧城文名日盛,傅增湘忽然有了另外一个设想:何不让她参与此前就已经开始筹办的女子学堂?严修于是向袁世凯举荐,由吕碧城来协助傅增湘筹办女学,袁慨然允诺。

  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谈及女子学校的创办说:“溯创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傅增湘在其《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则记述道:“项城以女学事,驰书数四,敦迫北返。先旅津遇旌德吕碧城女士,喜其才赡学博,高轶时辈,因约英敛之、卢木斋、姚石泉等,倡设女学。先室凌夫人力赞之,偕碧城上谒杨文敬、唐少川诸公,醵金筑舍,定名为女子公学。令碧城主教席,而推余夫妇总其成。乙巳春,部署略定,而项城以为欲大兴女学,非广储师资不为功,更以筹立女子师范学校见属。”英敛之在1904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间润沅(傅增湘)来,言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袁世凯,唐道即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这两位实权派人物的支持为女子学校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针对中国女性数千年来身体被摧残、心灵被桎梏、智识不开明的状况,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针。“德”在首,是因为无道德,徒具知识,只能“济其恶,败其德”;但同时又必须重智识教育,因为智识不开,则事理不明,道德也就无从谈起;重视“体育”,是为了让学生在拥有健康人格的同时,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德”的认识,吕碧城也别具一格:“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

  虽然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余人,但其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实践和开拓方面却功不可没,而且随着女子教育的逐渐兴起,从这里陆续走出了周道如曾任袁世凯的家庭女教师,后成为冯国璋的妻子。、刘清扬早期党人,中国党最初三位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妻子,后离婚。、邓颖超、许广平等著名女性,李霁野、曹禺等人后来都曾在该校任教。

  其间还有一件轶事。因为当时创建新学遇到重重阻力,袁世凯为儆效尤,特意拿反对新学的塘沽盐课司使严朗轩开刀,撤其职,命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开办女子学堂。严朗轩只好“忍气权从”,不过这口气终究不好忍,所以没过多久,他便辞职回了塘沽。后来吕碧城曾撰文记述此事,并不无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爆发。之后不久,北洋女子公学一度停办,后改名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因为赏识吕碧城的才华和胆识,特聘她为总统府秘书。雄心勃勃的吕碧城欲一展抱负,但其真实率性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的黑暗和权谋争斗。1912年,她奉母往沪,之后她时常来往于京沪之间。1915年,袁世凯谋求称帝,曾为共和之实现欢呼雀跃的吕碧城见状毅然辞官,离开北京,定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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